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日食说明了什么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日食日吉凶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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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进入七月，在这炎热的夏季，即将发生一起日偏食的戏码，虽说日偏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日食，但这一天文现象也引发不少的争端，比如古代人把日食当作是凶兆的预示。接下来我们一起和星座知识来了解看看吧！

日食一词源于希腊语全世界很多神话都有描述，由于发生日食时，白昼变为黑夜，多少世纪以来，这种大自然的天文奇观一直让人惊奇而又畏惧，并由此而引发了数不尽的神话与传说。

“日食”在希腊语的意思是放弃。流传下来的许多传说，都表达了人们对日食的恐惧，认为白昼突然变为黑夜便意味着世界末日将至。在阿兹特克人中，出现日食时，女人会惊恐地大叫，而男人则担心恶魔就要降临“吃掉我们”。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部落，把日食比喻为一种被称作“恶棍”的狼。

越南人说日食是一只巨蛙，阿根廷人称之为美洲豹，西伯利亚人则说它是吸血鬼。当世界似乎将要随着这种奇特的天文景观走向终结时，美国奥吉布瓦人把点燃的箭射向空中，试图重新点亮太阳。

日本人被日食吓坏了，在见不到太阳的那天他们停止工作，监狱中的囚犯甚至还会因日食而在大赦中获释出狱。巴比伦人认为，造成日食的原因是由于饥饿的怪物在吞食太阳，以满足它们的食欲。

而在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是“天狗食月”的故事。人们以为日食和月食是天狗吃了太阳、月亮，发生这样的日全食，于是敲锣打鼓放爆竹，赶走天狗，拯救太阳。

而唐朝诗人卢仝写过一首长诗叫《月蚀诗》，其中说道：“传闻古老说，蚀月虾蟆精。径圆千里入汝腹，汝此痴骸阿谁生。”他认为，自古相传的月食，其实是虾蟆（蛤蟆）精吃了月亮。

后来，宋朝诗人梅圣俞读了这首诗，写了一首《日蚀》，说到日食的真凶：“日月与物固无恶，应由此鸟招祸凶。”他说的这只鸟，是指赤乌，三只脚的怪鸟。梅圣俞认为，食日的不是天狗是赤乌，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中国是记载日食最完善的国家。历史上日食出现的年代前后基本上都有大的灾难或者标志性事件出现，日食集中发生的年代发生战乱的概率为95%，发生各种自然灾害的概率为95%以上。对此，一些科学家表示，科学还没认识到日食与灾难之间的必然联系，仅从物理上看，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科学没认识到的事情很多，科学本身发展是有限的，所以不能一概否定古老的认识。自古留下的统计数据已经明显昭示吉凶概率，人相信灾难一说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提前想办法预防还是明智的，毕竟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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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吉凶是什么意思

在古代，作为日常生活指导手册的日历，是朝廷管控的印刷品。由于它不仅是婚嫁农作的吉凶预测，还有和风水指导，而所涵盖的预言性质，对中国的生活和而言至关重要，甚至威胁朝廷的安危……

在两张长 90多厘米、高不足 30厘米的黄纸上，有几千个细小的汉字、多张表格和图画，这些内容被分成三栏，每栏又被划分成不同区域（见下图）。这是一件印刷品。中国在 8世纪时发明了印刷术。到 877年，即这件物品的年代，这项技术发展得更为成熟。这是一件历日，即日常生活的指导手册，不仅年历，婚嫁、洗头、农作等重要的吉日和凶日，还有、、风水指导，以及一些农作大事、天文数据、占卜预言等。

我们知道这件历日的其中一些主要原因。当雕版印刷术被发明的时候，两个群体迅速意识到这项技术的潜能。经说，复制像或经是一件大。徒利用印刷术印制经是为了自身，当然畅销的也让他们获利。私人印刷者则主要对经济利益感兴趣，而不是。在当时的中国，更受欢迎的书是历日（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历日不局限于识字的人，拥有很大的市场。手工抄写的历日费时且成本高，利用雕版印刷则能出更加便宜的历日，因此私人印刷者数量激增，他们纷纷抓住这个商机。

尽管历日很受欢迎，但历日存在风险。要认识这件物品，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它与当时的关系。

《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英]魏泓著，译，后浪丨与建设出版社2022年3月版

这件历日，是介于文学和权力之间的例子。历日中的文字是有权威性的，但这种权威不同于者或的权势。它代表的是另一种权威，即自然秩序，其力量要比世俗者的更强大。占星术则可以将天上和地下的起来，对中国的生活和而言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中国能看懂星象，会预测日食、月食和彗星等异常的占卜者和天文学家，都处于朝廷的专门控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可能会被对手利用，以证明当时的皇帝与自然世界“失和”且不再适合。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中国各朝代就曾多次被那些自称执行“天命”的叛乱者威胁。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成功了。东汉末年，黄巾军声称有权反抗，说帝国境内的饥荒和洪水都是皇帝失天命的表现。他们的，最终导致汉帝国的衰败。此后不久，267年了一项禁令，那些被视为异端的文本，包括谶书。

在早期，皇帝的天文学家已经计算出日历，或结合阳历和阴历“定时”，以决定某一位帝王纪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并确定一些周期日，或预测天文大事。有固定季节的阳历对农民而言是最有用的，因为它给出了春种、收割等时节的日期。但中国将阳历和阴历混合起来，主要是将它用作的调节工具，而不是为了农业生活。日历是皇权的象征，一部精准的历法展示了者完美的道德，并说明者与宏观世界或整个宇宙的大事相和。因此，制定一部未经批准的新历，是一项性的行为。

传统认为，之一部皇家历法的颁布时间在公元前 2265年，但现存最早的年历其年代为公元前 3世纪。湖北荆州周家台的一座秦代墓葬出土了 4件日历，年代分别为公元前 213、211、210和209年，由木牍制成。木牍是中国在纸发明之前用来图书的一种传统材料。这些日历还“日书”，即为特定活动提供吉凶参考的占卜文献，以及一部分与占星术和有关的内容。当时，从低级官吏到贵族精英的墓葬中都有这种日历。它们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而它们的随葬又说明了它们对死者的重要性。我认为，它们是年历与占星术和其他占卜术文本融合的开端，这些文本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历日。

历日中的十二生肖。大英图书馆 Or.8210/P.6（局部）

最完整的日历之一，是写在一种更加昂贵的书写材料—丝绸上的。它被发现于中国南方的马王堆三号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168年，处于西汉时期。西汉在秦王朝灭亡后，经过数年纷争最终赢得了。而秦始皇在期间做了一件让他臭名昭著的事，就是于公元前 213年下令烧毁秦朝正统思想以外的书，其中包括儒家经典。在汉代，这些经典通过口头传播被复原了，由此出现了所谓的“今文经”。“今文”指的是它们的书体，即秦统一的文字，被人们用来誊写口头传播的文献。但此时其他文献也逐渐被发现，如发现于孔子故宅壁间的古文经籍。这些采用的是先秦书体，因此被称为“古文经”。由此，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派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争辩，后者认为古文经实系，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某种主张提供传统论据。

当时也很流行的另一种文献是谶纬书。谶纬书是对经典的一种深奥解读，解释据称是经典中的一些隐秘预言，涉及对数字的含义、吉凶的征兆、天地间的关系，以及对星云形态、历史和王朝衰败的解释。今古文之争，还论及经典是不是一种预言性文本。

公元 9年，西汉者失去了权力，此时摄政的王莽宣布他的新朝成立。他的较为短暂。公元 25年，汉王室重新当权，但由于叛乱他们被迫从长安迁到洛阳，洛阳成为黄河沿岸的第二个汉王朝都城。经过叛乱，汉王朝的版图缩小，者也更加严格地推行正统思想，日书等许多之前流行的文本都被认为是在正统之外。文本也由此有了“内”“外”之分。外学文本逐渐以当时流行的文摘形式被组合在一起，从此时开始内容越来越丰富，包括日书、生肖书、使用不同占卜的占卜书、，以及展示家宅更佳风水布局的风水图。

历日中的风水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P.6（局部）

黄巾军之后，汉朝衰落，汉朝的领土被各种时期相对较短的割据。这段时期内，其中一个晋在 267年了之一项这些流行占卜书籍的禁令：任何被发现有这种书籍的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任何研究这种书籍的人，将被。然而，此后的几个世纪内经常有这样的，这说明禁令并不奏效，同时反映了这类书籍的持续流行。375年的禁令除限制占卜和预言书外，还了文献《》和《庄子》。这项禁令由一位非汉族者推行，他试图以儒家学说作为的正统思想，从而使他的合法化。651年颁布的唐律也有相关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

皇权试图控制私人历日的生产和传播，但实际上这些文本大量存在。835年，一位中国西南（今四川省）的向皇帝奏请：“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当时唐朝者随即颁布，地方私自印刷和持有历日。从此直到 1900年，都没有私印历日的被发现。虽然这些历日经常被翻阅，但只能短暂流行。它们的有效使用期只有一年，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旧的历日就会过时，很可能被丢弃，也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比如用作鞋垫、修补，或充当“厕纸”。但 1900年经洞的发现让这一点发生了变化。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城镇，远在唐朝都城千里之外。经洞中发现的数万卷文献大多是经，包括当地的书、已故的私和废弃的一般文书。其中还有世俗生活的残卷，包括一些抄本和此处讨论的版印历日。许多抄本是当地的，从它们和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当地占星的生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件历日出现在这里，并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出自都城长安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2

然而，在发现的这件版印历日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在当刷的。目前已知另有三块历日残片，其中一块残片的年代暂定为 9世纪晚期，左边写有一列大字“上都东市大刀家大印”。自 762年始，“上都”用于指代长安。东市毗邻长安的衙署和富人居住区，从丝绸之路来的商人则集中在西市，西市所在的地区有许多各的活动场所、旅店、饭庄和酒肆。这件历日是在这类文本生产的的眼皮底下印制并售卖的，也许还会卖给这些和他们的家人、奴仆。那么，将出版者的姓名印出来，表明了并不会处罚他们。原因不难辨明，那就是利益。936年，皇帝下令让钦天监编纂和印制历日，并公行。这无疑是在试图控制历日的内容，也是提高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

私人印刷者和买家应该会承担一定风险，但被反复强调的条例（953、958、1071、1080、1202年）和该残片存在的事实都表明风险的影响并不大，很明显印刷者还在继续生产违禁的文本。除了这件已知都城长安的残片，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其有限的证据支持了中国西南地区有印刷业的观点。另一件历日的残片标明了年代为 882年，且有文字“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从出发，除了东西向的贸易路线，人们还经常取道南北向的路线，最终可到达蜀地，即今天的四川。第三块残片的还不清楚，但内容和结构与本章讨论的这件历日类似，年代为 834年。

蜀地的版印历日残片。大英图书馆 Or.8210/P.1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文本是违禁的，尤其是在当时唐朝边疆的人。从 8世纪开始，唐朝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断断续续，而且比较微弱。此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需要撤回驻边的，由此吐蕃于 786年占领了该区域。吐蕃一直待到了 848年，尽管把吐蕃驱逐出去的家族声称忠于唐朝，但他们与都城和朝廷的依然时有时无。在 11世纪中期成为西夏王国的一部分之前，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购买和使用历日的人，以及历日的制把历日看作一种的工具，或者带有相关意图去使用它们。对于大多数时期的大多数人来说，历日只是用来辅助日常生活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提供他们无法从或正式权力机构处得到的答案。

尽管历日中大部分内容是文字，但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仅供一小部分完全识字的精英使用的。中国是一个习惯使用文本的，文本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对文盲和半文盲也是这样的。韩森（Valerie Hansen）解释了契约是如何被广泛使用的，即双方会用或其他号来签名。这些人是一个庞大的“功能性识字”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不会写字，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文本，由此“与书写创造的络产生”。在契约中，书面文字不仅仅用来表示权威。用约翰·莫兰德的话来说，文本在“体现权威和对权威的抵抗中被使用，也可以用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意义和建构习惯”。书面文字也有独立于其字面意思的力量和意义。准文字号、和语，都是具有潜在性和私人用途的表达。契约等文本的使用，将使用者与其上的世界起来，而等文本的使用则将他们与其下的世界起来，即灵和神的世界。“书写动作本身”成为一项礼仪活动。

认为科学和之间存在差异也是一件误导人的事。在这件历日中即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中国相差无几。士大夫阶层就公开反对，但如薛爱华（Edward Schafer）所言：“对大多数早期中国人而言，甚至对大多数观测天象的权威机构而言，天文学并没有从占星术中分离出来……当然也有人怀疑，但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然相信木星的出现预示着灾异的来临。”经洞中发现的另一卷文献，揭示了中国天文观测的缜密性和占星所涵盖的更加广阔的范围。这卷文献现于大英图书馆，包括两份文献，末尾还有一幅奇怪的电神草图。之一份文献是根据云气形状所做的占卜，即云气占卜。它以中国人的为基础，认为没有事物是超自然的，一切都是与自然秩序相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秩序预测大事（同样的理论也存在于星象现象学中）。所预测的可能与家庭或相关，例如：

凡人家及园中，有气如狼虎腾跃蹲伏者，必出将军之子及封公侯，不出三年。

或

吕不韦云，凡近原阜，有气如万丈竿，冲天直竖，黄者，之气也；青赤白黑者，皆主有灾襄。臣淳风言，凡此郡邑出公侯，色青者，疫病；白者，有兵起；黑者，邑有盗贼兴也。

上述文献的李淳风（602—670）认为这些预测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也通过观测被证实。他并没有谈及没有经他亲自观察和验证的云气形状。除此，李淳风还查阅了吕不韦等其他人的观测，但他坚称，对于所有记录，“臣曾考有验，故录之也。未曾占考，不敢辄备入此卷”。

时角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S.3326（局部）

该卷的第二份文献也是基于观测的，两份文献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它完整地呈现了从中国观测的天空，包括 1339颗星和 257个星官，描绘了整个天空中一连串的星图。其中的 12张时角图采用伪圆柱投影法，1张环极星图采用方位投影。伪圆柱投影法接近于 9个世纪之后由荷兰地图制图学家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1512—1594）发明的“墨卡托投影”，这种投影从此被用于绘制全球地图。这些星图非常重要，不仅是所有文明中最早的手绘星图，而且精确度很高。与云气形状相同，这一部分也参考了中国 3位古典天文学家石申、甘德和巫咸的著作，他们是早期的天空观测者，创作了描绘星象的参考书。三位天文学家判定的星官以不同的颜色（分别是红色、黑色和白色/）来标记，而且旁边写有名称。

环极星图。大英图书馆 Or.8210/S.3326（局部）

尽管今天我们认为第二份文献是科学的，而把云气占卜的文本归于的范围内，但第二份文献在当时也是用于占卜的工具，和其他人会认为两份文献属于同一类型。除了赤道带，天空的其余部分被分成数量众多的星官，星官的名字多与实际物体和中国的人物有关。从古典天文学家的时期开始，这些名字就被用于占星术了。三位早期天文学家各自的占星成果共同流传于整个汉代，后来被三国时期的吴国天文学家陈卓整合到一起。出于占星的需求，将每个星座（或星官）分到不同学派的传统被保存下来。每张时角图中的左侧文字描述了中国年的 12个月份，而且给出了相关的星象预测。例如，“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于辰在子，为玄枵。玄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下降，上升，万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虚，故曰玄枵。齐之分也”。这并不妨碍这份文献具有科学价值，让-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丝·普热得瑞（Francoise Praderie）和我认为，“这些文献主要用于占星，但科学的度数号显示它们是以天文观测为基础的，并且尽可能地追求精确”。

就像古希腊的很多故事与星座相关一样，中国古代的星官也有许多故事可讲。很多故事广为人知，有些还成为节日的核心。所以，尽管普通民众没有受过科学的训练，但很多人还是能够辨认出天空中的一些星星。

与我们这件版印历日一样，星图也有潜在的性。它们的都由控制，并且对天文知识的控制很可能比在历日上的控制更成功，不过 840年颁布的显示这种控制出现了漏洞。此前彗星数次出现，其中还有哈雷彗星。要求从事天文工作的和他们的属官保守秘密，不对任何人提起，包括的其他人员。尽管历日是不受许可的文献，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其是为了给任何愿意购买的人。而星图的，还存在很多谜题。

魏泓（Susan Whitfield），曾任大英图书馆项目负责人，现为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过去三十年一直致力于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艺术、、物质和文化，著有《丝绸之路：十二种唐朝人生》（Life along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上的斯坦因》（Aurel Stein on the Silk Road）等作品。本文节选自《十件古物中的丝路文明史》，由后浪出版公司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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